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是促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思想的有效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根据浙江省等地区的探索实践经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与机制设计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充分认识生态产品价值的内涵与特性
生态产品是指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生活所提供的物质和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可以理解为区域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生活所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能够在市场显现的一般消费性直接使用价值，以及难以得到市场识别和认可的间接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生态产品价值本质上是生态系统向人类社会提供的正向外部经济，往往不可分割、具有一定规模门槛。实现生态产品价值，首先要充分认识生态产品的经济学特性。一是外部性。生态产品不是公共产品就是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有的具有竞争性，有的不具有竞争性。二是不可分割性。生态产品是整体的，很难说就某个局部来进行转化、进行讨论或者进行评价，离开了整体可能就不存在了。三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取决于质量和数量，主要靠质量，这与市场上的一般产品不同。
从强可持续与弱可持续发展角度全面认识生态产品
关于可持续性的讨论分为强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认为自然资本不能被人造资本替代，弱可持续性资本认为二者是可以替代的，这带来不一样的理解。弱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是可以替代的，只要保证两者合计保持不减少，维持服务流量的能力就不会降低，由此衍生的绿色GDP、绿色国民储蓄、包容性财富指数（Inclusive Wealth Index）体现了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和人才资本的有机结合，以及生态产品等自然资本的价值转化逻辑。强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提供生命支持功能的自然资本和恢复能力十分有限，自然资本是不可替代的，必须通过维护和建设良性循环的自然生态系统来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遵循这种生态服务价值和自然资本保护的逻辑，更好地选择合适的经济发展路径。比如提供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空气、水、全球气候等是不可替代的。生活圈2号实验证明“替代”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成本极高且不可行。一些独一无二的物种，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对于这些自然资本，强调的是保护的概念。三江源、国家公园强调保护而非转化。所以用弱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可以引出来两种逻辑，一种是转化的逻辑，一种是保护的逻辑。
系统设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与机制
生态产品的特性决定了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使其价值在市场上得到全面显现。生态产品价值得以显性化，意味着生态产品或生态系统服务改善了消费者的福利，得到人们因获得福利改善而愿意支付的价格，其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并得到市场的识别与认可，但现实价值的增加不能以潜在价值的减少为代价。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需要结合自然资本的“转化”和“保护”逻辑，合理设计市场化路径和政府调节机制，促进生态产品的潜在价值显性化。
一要根据自然资本“转化”的逻辑，设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路径，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三要素有机结合，提高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能力。首先，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相结合才能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改善，例如自然风光和生态资源等需要结合交通运输与公共服务设施才能实现消费者福利的大幅度改善，使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价值在市场上得到显化。浙江丽水古堰画乡和云和梯田都很有名，从自然景观、自然资本品味来说差距可能并不大，但基础设施尤其道路条件存在差距，年接待游客量存在明显差别。第二，纯天然、原生态的自然资本维护需要后天的人造资本投入，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需要维护才能够得以维持，纯天然的生态产品可以通过标准认证、加工包装、质量检验和宣传营销等环节得到市场与消费者认可，将潜在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例如丽水山耕品牌已经打响，但是要有很强的后期维护，否则效益难以持续产生。第三，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外需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才能提升生态产品价值，特别是生态产品经营的整体规划和品牌营销、生态资源利用的统筹协调和规制管理，能够克服生态产品的不可分割性和规模门槛，更好地实现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的结合。我们用IW框架对一些地区进行测算对比，发现这些地方的自然资本存量差别不大，但是人造资本及其发展趋势差别很大。从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水平差别有的时候是由人造资本、人力资本带来的，而不仅仅是生态资本。因此市场化路径下要去强调人造资本、人力资本。
二是强化自然资本“保护”的逻辑，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府调节机制。对于三江源这样生态脆弱却又非常重要的地区，价值独特且很难恢复，这样的地方要强调保护而非转化，运用市场机制会有些困难，需要政府调节。总体来看，以自然资本保护为功能定位的生态特殊区域，其生态系统和功能保护所产生的生态产品价值，需要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或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才能显现出来。既要通过转移支付或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由政府对以生态安全为主体功能的区域所付出的生态保护投入以及丧失的发展机会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补偿，将自然资本保护的外部价值转化成为货币化的现实价值，又必须保障实施生态保护的区域与从生态保护中获益的区域之间的公平正义。总之，要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的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的代价，需要政府来做，而不能仅靠市场。
三是总结生态产品生产总值（GEP）核算经验，为生态环境政策设计提供参考。一方面，GEP核算结果科学地认识了自然资本的潜在价值，可以作为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决策依据，并为引导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进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参考。另一方面，GEP核算体系可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参考，由于衡量了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GEP核算制度体系能够结合“底线思维”，形成以GDP增长为目标、以GEP增长为底线的政绩观及相应的绩效考核体系。
石敏俊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文科领军人才、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